| 美国二战飞行员在昌黎——乔治·汉龙《徒步中国》一书记述的其在昌黎沿海获救的经历 |
| 2007-09-17 10:22 文章来源：董宝瑞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
当年在昌黎沿海获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乔治·汉龙在战后由中国返回美国以后，写有《徒步中国》一书，详细回忆了1944年9月8日他与10名战友驾驶B-29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鞍山作战目标，以及飞机受伤，特别是当天下午在昌黎沿海地区弃机跳伞和被救情况。从书中记述的情况看，乔治·汉龙和欣斯德尔、史密斯、麦克布里德当是次日在刘台庄一带获救的（据查访，有老人说在大营村见过被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但仅见到一个），并于1944年9月9日下午与在后七里庄获救的兰道斯上士、左枪手吉雷上士和机长约翰·欧文通上尉会合，被一路护送到卢龙县花台村八路军第十二团团部驻地，后来被护送到延安。 下面是李肖伟先生提供的乔治·汉龙《徒步中国》中译本有关在昌黎沿海获救部分内容。 ……我们到达了我们的轰炸目标———日本帝国在满洲最大的钢铁厂，在轻微的高射炮火中投下了炸弹，然后掉转方向，尾部朝向黄河的渤海湾，头部朝向中国大陆北部和我们的A-3基地（四川广汉）。 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敌机、敌机”的叫声，我看见一架日军的东尼（Tonys，它是一种具有跟我们P-51相似的液体冷却内嵌式发动机的战斗机），它一边射击一边冲入了我们的飞行编队。东尼开火冲过来后，在我们的机腹下减慢速度，从下部向我们连连射击。突然，我们感到机舱的压力骤减，随之我听到并感到了巨大的爆炸。与此同时，第四引擎螺旋推进器失去了控制。 我拼命想要关掉螺旋推进器，以便能够关掉第四引擎，减少其对飞机的拖曳，但是这个引擎的液压已经消失，所以关不了它了。 约翰让B-29笔直地俯冲下去，以保持飞行速度，而我设法估计损失。我跟每个机员都通了话，确定没有人受伤……但是，我们的氧气压力降到了零，方向舵控制失灵，炸弹舱上有个大洞，机组人员的出入通道和第四引擎着火了。 此时我们处于渤海湾上空，已经脱离了飞行编队。幸运的是，当我们因发动机着火而掉队的时候，日机料定我们不需要他们继续攻击就会坠毁，所以没有穷追猛打。约翰使飞机保持水平，以减缓我们下降的速度。波特中尉放下了起落架，打开了舱门。我不知道是否是约翰让他这样做的。我仍然在设法调整那三个好引擎的螺旋推进器，关掉第四个，当时四个推进器都没工作了。当我最后回头看前舱的后部时，摩尔（领航员）、麦克拉利（投弹员）和波特（飞行工程师）已经紧急跳伞到海面上了，约翰·史麦瑞克（无线电员）双手抓着飞机弦边，也准备跳出。 我抓住他的肩膀，他仰头看看我，然后松开手，跳了出去。约翰没有命令任何人紧急跳伞，我也没听到紧急跳伞的警报。我想他们之所以跳伞是因为引擎燃起烈焰，他们认为飞机会立刻爆炸。我们事实上有三种选择：一是在海湾上空跳伞，这是最坏的选择；二是在水面上迫降B-29，这也不是好办法，我们会被控制着中国海域的日军俘虏；第三种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飞机上，尽量抵达中国大陆，然后跳伞。 …… 当“我的阿萨姆龙”在2000英尺高度飞越海岸线的时候，约翰让我紧急跳伞。我拉响了跳伞警报，把后面的机枪手们吓了一大跳，尽管他们正等待着警报拉响。 我离开座位，走到后面的飞机鼻轮舱，右手抓住我的开伞绳，穿过飞机底部跳下去了。后来，约翰告诉我们，处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他跳伞的时候，他左手捏住了他的鼻子，就像是跳进水池一样。我们都笑了。 我跳离飞机后数了五下，不准备再等了，拉开了开伞绳。降落伞张开了，我感到两腿被非常猛烈地拉了一下。在飞机舱内的最后半小时中，失控的螺旋推进器噪声一直充斥于耳，突然，我却跃进了所能想象的最平和的寂静之中，这是我跳离B-29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感受。 灿烂的阳光，温暖的九月空气，我仿佛是悬在空中，而不是在降落或是移动。我能看见四周的海、海岸的沙丘和一块块农田。突然，让我吃惊的是，大地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眼前，快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撞上了地面，往前摔倒，感到肋骨传来尖锐的疼痛。我的肋骨摔断了一根，这在后来的几周里使我感觉相当的难受。我解开降落伞，拿起紧急跳伞救生包，把降落伞拖进附近的灌木丛，让它不那么显眼，以免被飞过的日机或者搜索队发现。我明白，这片土地在1935年就被入侵中国的日军占领了，这比日军轰炸珍珠港还要早六年。 我听到喊声，看见欣斯德尔上士在一个沙丘上面挥手。史密斯和麦克布里德也在附近着陆了。我们集合在一起，四处查看，没有看到其他的机组成员：欧文通、兰道斯和吉雷。 在（广汉）作简要任务提示时，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在中国日占区紧急跳伞，就应该往山区走，设法联系中国游击队。此刻时间是下午2点。我决定我们四人立刻以同飞机路线成90度角的方向朝北方走，以免日军前来搜捕从坠机中紧急跳伞的我们。在向西行至约两英里处，我看到了坠毁的、仍在冒着烟雾的B-29。我们带着紧急救生包，开始向西出发。我检查了装在我的装备包里的物品，发现有幅中国南方地图（但我们在北方）、一副热带蚊帐和一些用于净化水的药片。 我曾放了一盒点45口径的子弹在装备包里，但是，竟被个人装备检查员搜去了，他说因为“这是未经许可的装备”。我将点45自动手枪插在腰上，但是弹夹里仅有七发子弹。要是我们和日军交火，这点子弹显然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往前走，碰到两个在沟渠里钓鱼的小男孩。我翘起大拇指，说“Ding Hau”（顶好），向他们打招呼，这是我在A-3（广汉）学的。但是，他们却只是愣愣地看着我们而不说话，我们只好继续往前走。 我决定我们夜间赶路，白天睡觉，以避免被日军俘虏。我们一直走到凌晨两点，在田野里发现一丛一丛浓密的灌木可以藏身，于是我们躺下来。因为精疲力竭，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夜里看起来很浓密的灌木丛，天一亮就没那么浓密了。一个在田里劳作的农夫走过来，偷偷地看了看梦中的我们，又回去劳作了。杰克·麦克布里德正好醒来，刚好看见了他。我醒了之后，他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令他去把那个农夫带来。我拿出一本“常用对话”手册，手册里每页正面是汉语词汇，背面是英语词汇。 我看着英语，指着背面的汉字，打算和他进行有限的交谈。刚开始我指着汉字的时候，他以为我认识汉字，拿出纸和笔开始写。我制止了他，示意他就用这本手册。我告诉他我们是同日军作战的美国人，是从轰炸机里跳伞出来的。我问他能否把我们藏起来不被日本人抓住，然后把我们送到山里的游击队那里去。他说他能行，示意我们跟他走。我不知道是否能相信他，但是我知道，没有帮助，我们无法回到基地去。 在田野里走了约一英里远，走出一条小道，我发现我们走进了一个小村子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的泥土地面被夯得实实的，大约长两个街区，两边都有敞开的屋前栅栏。我最初的感觉是我们的向导出卖了我们，因为他没有任何不让村民看见我们的意思。他把我们带到一所学校，进了一间空教室。他示意我们坐在长凳子上，然后就离开了。这里地面也是泥土地，正如我们呆在中国北方看到的所有建筑的地面一样。 约十分钟之后，那个农夫回来了，带来几个当地人。其中一个后来证明是村长。通过“常用对话”手册，他们问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们的轰炸任务情况，我们询问我们在水上紧急跳伞的其它机组人员，他们说日军不准渔船离开海岸一英里以外。说话间，他们派人给我们送来食物。自从前一天在飞机上吃过午餐后，我们就再也没吃过东西了。他们送来热茶、煮鸡蛋和一些苹果和葡萄。 这些从来没见过白种人的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好奇。他们会摸摸我们的飞行服，看看、摸摸紧急逃生包里的各种东西，还会抓着我们的手挨着我们坐下。 下午大约两点，他们把我们带出去，示意我们坐上一辆马拉牛车。我们沿着道路往前走，其实更应该说是小径。走了大概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我们听到有人喊叫，往岔路望去，看到了另外一辆牛车上坐着失去联系的另外三个机组人员：欧文通上尉、兰道斯上士和吉雷。不用说，我们彼此相见后，谈起了从前一天跳伞以后的经历，我们为重逢而欣喜若狂。然后，他们的牛车跟在我们的牛车后面，我们都沿着土路继续往前走。 1944年9月9日，又是一个温暖的艳阳天。我们交替着走路和坐牛车。有大约十个穿制服的游击队员护送我们，和我们一同走路或坐车。其中一个年轻士兵在牛车上坐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一种尴尬，因为以往我只和女孩这样牵手。但是我猜，这或许是当地一种表示欢迎的风俗和姿势。 这些中国人有很强的幽默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会说、不会写汉语，也不认识他们所写的汉字，却认识我们“常用对话”里的汉字。那个握着我手的年轻士兵和他的两个朋友对此有过争论，于是他终于走向我，向我借“常用对话”。我递给他，他们都围上来凑近了看。他指着一些汉字让我认，同时大拇指盖住背面的英文。我猜出他们要干什么，于是当我试图移开他的拇指的时候，他们都笑了，我也跟着笑了———“常用对话”不再是个谜。 下午约六点时，在经过了好几个小村庄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大点的村子，被带进了一栋房子的房间里。我们在那度过了后来的两天。为了安全，他们建议我们不要出门，不过还是不停地有一群一群的客人来到我们的房间，他们是来“参观”和接触我们这些从天上掉到他们土地上的相貌奇怪的人。我们坐、吃、睡都在“炕”上，这是一种用砖砌成的高约三英尺的平台。靠房间的一侧，从一面墙延伸到另外一面墙，宽约五到六英尺。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垫。一张矮脚圆桌放在上面做饭桌。 我们交叉双腿，围坐在矮桌旁，听了第一堂关于怎样用筷子吃饭的课。这为我们之后在穿过中国四个半月里能较为专业地使用筷子打下了基础。在寒冷的月份里，吃饭前，我们得笑着先把僵硬右手伸在炭火盆上，使我们“用筷子的手”灵活自如，以便能夹到自己的那份食物———有时候夹到的食物很少。 炕，除了吃饭时用，平时孩子们也在上面玩，妇女在上面缝纫，男人们在上面开会和商谈。在寒冷的天气里，人们在炕边做饭，热量就从炕下面的洞里钻进去，保持炕的温暖。 在村里呆的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他们让我们穿上农夫的衣服：黑色宽大的裤子，一根绳子系在腰间作皮带，白衬衫，凉草帽。 我们换了一辆橡胶轮胎的牛车，赶往另外一个村子，一直呆到下午5点左右。少量地吃了点晚餐后，我们一直休息到午夜时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主人实际上已经联系上了在山里的共产党八路军总部，并受命护送我们到山里的总部去。我们被带上两辆牛车，穿上他们给的黑色的长褂子。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吸烟，也不要点火柴。 天空中有云，月亮在云里钻进钻出，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我们的路，也照亮了陪着它的我们。随着牛车往前赶，我偶尔地看了一眼我们这边的树林，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穿着黑衣的身影，他们背着步枪，在我们的牛车两侧快步前进。 约一小时后，我们绕过一片弧形的土地，看见50码以外有些铁轨。骡子开始跑起来，我们颠簸着穿过铁轨———谁知道拉第二辆车的骡子却在铁轨上停了下来，死活不肯再挪一步，把我们吓得半死，直到赶车人让它重新跑起来。 我们继续赶路。我往后看了一眼，发现几个黑衣身影从铁路旁的斜坡上出现了，他们继续顺着我们的方向跑步前进。毫无疑问，这些是保护我们不被偶尔遭遇的日军巡逻队袭击的地方游击队战士。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慢下来步行。我们从海岸边往上爬。凌晨4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一个小山村，被带进一座房子里，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