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岁月忆路南 |
|
| 2006-07-03 09:13 文章来源：曾桂莲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
在蔚蓝的渤海西岸有一片黄色的土地，它北依燕山，南临滦河，北宁铁路（即京沈铁路）横贯东西，这就是被称为渤海明珠的昌黎县。路南是指北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因昌黎是北京通往出海关的咽喉要道，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日伪统治时期，敌人对全县实行强化高压统治，在铁路沿线筑起了封锁沟、碉堡，建立了堡垒统治，对人民防范很严，因此昌黎县一直被誉为“治安模范县”。此时昌黎的革命活动正处于大暴动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党的活动很难开展，日伪及地痞流氓肆意横行，人民长期深受其害，日日期盼早日从敌人魔掌中解放出来。
随着全国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1941年11月，冀东区党委、军分区部署隐蔽开辟滦河以东、北宁路以南地区工作，并命令迁滦卢联合县委书记高敬之开辟滦河以东、县长张振宇向北宁路以南发展。1942年8月下旬，冀东地委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大力开辟新区，将滦河以东开辟成游击区，北宁铁路南开辟为隐蔽区。这次会议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9月8日，冀东地委作出《关于路南工作决定》，决定在原迁滦卢联合县的基础上向北宁铁路以南地区“隐蔽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使之成为大块隐蔽根据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路南工委和路南工作团，统一领导路南地区工作，由原冀东专署东部办事处主任丁振军任工委书记兼工作团主任，原迁滦卢联合县县长张振宇任工作团副主任，范明河（张鹤鸣）主持军事工作。同年底，中共路南工委书记丁振军派共产党员燕云程（张恩林）等率昌抚工作团到昌黎、抚宁、临榆铁路以南地区开辟工作。
昌黎东南部一个叫草厂庄的村子，这年冬天在张贺和李美合开的木匠铺里，来了一位帐房先生，人们称他为张先生。他文质彬彬，说话很随和，经常到穷人家串门，借和他们拉家常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广大群众的觉悟。他还在伪基层政权的乡保人员中间开展工作，本着“利用上层、开辟下层”的政策，教育和争取他们站到人民这边来，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抗日。很快，不少人开始转向抗日，协助我们工作，有的成了我方的帮办人，为抗日救国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后来入们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就是共产党员燕云程。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隐蔽斗争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冀东地委在1943年3月15日作出《路南工作决定》，决定将路南“创建为游击根据地”，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壮大武装力量，成立游击小组，建立党组织。在燕云程的影响下，草厂庄的张巨堂、常振庸、张佑堂、周太昌等少数抗日分子加入了共产党， 1943年夏建立了昌黎县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草厂庄支部。以后在大滩、小滩、大李庄、小李庄一带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1943年7月，临（榆）抚（宁）昌（黎）联合县建立，燕云程就任第五区区长。他开辟的地区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块以北宁铁路以南至大滩村，昌姜公路以东至抚宁牛头崖，西北至昌黎城郊，面积约480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燕云程领导区武装基干队，经常深人敌入据点骚扰敌人，打击敌人，进行除奸、破交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
为了进一步开辟路南，扩大根据地。1944年3月，滦东地委派郝炳南、毛旭东、阎欣等到昌黎路南地区工作，组建中共抚昌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抚昌联合县办事处。工委书记郝炳南，办事处主任毛旭东。路南西部地区仍为敌占区，长期处于日伪的桎梏之下，实行的是保甲制度，敌人的军事力量较强，统治较严，大规模的抗日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我方仅有郝丰年等几名干部在这一带秘密活动，1944年3月郝炳南他们过来后组建的抚昌联合县，接手了燕云程和赧丰年的工作，并在原八区队二连的基础上，组建了县支队，支队长为刘海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抚昌联合县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作了分工，郝炳南包刘台庄、大蒲河东部地区，阎欣包靖安、新集西部地区，毛旭东包南部拗榆树、大滩一带。他们继续采取了燕云程的“利用上层，开展下层”的方法。白天吃住在伪乡、保长家里，采取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同时警告他们不许干坏事。晚上，我方工作人员经常到贫雇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这样逐步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经过做工作，不少地主、伪乡、保人员被争取过来，为我们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如崖上乡（新集）伪大乡长鲁永平，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被我们争取过来后对我党开辟地区、建立政权都起过积极作用，并在危急关头掩护过不少我们的同志。
为了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党和政府决定取消伪大乡。在1944年夏季，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具体分配了任务。在规定时间内路南干部手持武器同时进入各伪大乡公所，向伪乡、保长交代党的政策后，命令他们今后再不许给敌人办事，不许来伪大乡办公，老老实实为共产党办事。接着宣布伪大乡解散，除了土地帐目保留下来，其余贫雇农欠伪大乡的债据，全部烧毁。把一些罪大恶极的敌伪人员抓了起来，有意放走一部分，让他们给敌人送信，“伪大乡被八路军收拾了，我们没了活路，怎么办啊……”。有的还可以在敌人内部混个差事，给我们送些情报。40多个伪大乡在一个晚上全被摧毁了。
各伪大乡被取消后，党的活动公开化了。我方在各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村政权，成立村政委员会，由正、副村长、民政委员、财粮委员、调解委员5人组成，后来增加到8人，除了正、副村长以外，有民教、经济、粮食、调解、武装、敌工等6个委员。每个委员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都是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积极分子。当时根据地县、区政府都是流动办公，即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工作人员背着钱搭子，带着印信，一到老百姓的家里就办起公来，被老百姓尊称为“钱搭子的政府，炕头上的官”。他们关心群众疾苦，为老百姓办实事，群众也非常愿意接近他们，尤其是县工委书记郝炳南，他平易近人，机智勇敢，在地方、群众、部队中威信很高。
抗日民主政府针对苛捐杂税，领导人民进行反交粮交款、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斗争。从而减轻入民的负担，提高了雇工们的抗日积极性。农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抚昌联合县贷粮3500斤，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对二流子、懒汉、懒婆进行改造，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根据地的吃穿问题，保障了供给。
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为了培训抗日干部骨干，县工委和办事处在七里庄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在赤崖小学建立了抗日中学；培养了一批抗日工作人员。抗日政府还编写了识字课本，在各个村办起冬学识字班等社会教育，开展扫盲运动，使根据地不少农民和干部能看报、识字。
在游击区，经常听到一些抗日歌曲在传颂：“八路军好啊，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小日本，心不正，一心要把中国争…”，一些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等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张贴，使敌人大为恐慌，也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到1942年8月，整个路南区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根据地已扩大到200个村庄，约为全县的三分之一，由两个区变为四个区，工作人员由20多名增加到200多名。县支队发展到3个连，经常利用时机打击敌人。敌伪政权萎缩到县城周围和据点的5里以内， 5里以外成了游击区，二、三十里以外变成了我方的抗日根据地了。
我路南根据地的发展使日伪非常恐慌，1944年10月，他们急忙从长城各口抽调兵力到昌黎铁路沿线，在路南的杨柳上庄、泥井、侯家营、常庄、刘官营、靖安、指挥等10余处村镇建立了敌据点，路南的广大地区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村庄外，大部处于敌据点的包围之中。敌人对路南的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妄图歼灭我主力部队。一段时间内曾使抚昌联合县的一二区和铁路沿线10里左右的地区，我方干部不能进行活动。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我英雄的路南军民针对敌的“扫荡”，采取了“反扫荡”，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躲起来，让敌人来后扑空。针对敌人经常骚扰村庄的特点，我们的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在道上、地里挖一些梅花形长圆洞，上面伪装好，马腿一踏上就折断了。在公路上挖变形壕，使敌人汽车、自行车无法通行。在刘台庄、大滩、拗榆树、仓上村等都挖了7尺深、3尺宽的地道，里面有卡门，可以防毒气；有返口，可以防水，还有迷糊洞、躲口，在地道的进口处还埋有地雷。刘台庄的地道出口就设在庙宇的泥像下面，从泥像下可以看到敌人的活动情况，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45年2月日伪军1000多人，从滦县出发，经抚昌联合县的新集、陈各庄、赵各庄一带，扫荡我路南抗日根据地，我抚昌县大队调两个排在赵各庄一带阻击敌人，打死打伤日伪军五、六十人，使敌人再也不敢向南推进。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县沸腾了，纷纷集会、游行庆祝胜利。我抚昌联合县在大滩举行庆祝大会，参加的人数达10000人之多。14日至20日，抚昌联合县工委集合县支队、区小队和全县民兵2000多人，分三路进攻日伪军据点， 7天攻克北宁铁路和昌黎境内8个敌据点，收复了除县城以外全部敌伪据点，至此路南抗口根据地胜利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
